
文化奇观:从"法国梧桐"开始
2026年8月,上海静安常熟路。早高峰的车流渐渐退潮,道路两旁的二球悬铃木为行人滤出大片阴凉。常熟路始建于1901年,由当时的法租界公董局年修筑,而这些行道树在市民口中有个浪漫的名字:"法国梧桐"。
同时这也是个美丽的误会——二球悬铃木既不原产于法国、在生物学分类上也与中国本土梧桐相去甚远,但却因被法国人大力引进种植而得名"法国梧桐"。然而这个误会已经成为上海最为深刻的文化图腾之一:从张爱玲到金宇澄再到王安忆,梧桐意象反复出现在现当代文学之中;2018年电视连续剧《上海女子图鉴》中的一句"只有在梧桐树下才是上海"更是广为流传;民间甚有流传"梧桐区"之称,它并非一个行政区划,房产中介却以它指代高价值地段,社交媒体则用它标记一种西化的生活方式。
在通俗文学、传统传媒、商业资本乃至社交媒体的共同助力下,这个城市已经接受了在某些民族主义叙事中被视为"殖民产物"的、在植物学意义上中并不存在的"法国梧桐"——它显然已被塑造成一种集体的文化想像和审美共识。

"上海"本身也是如此,它算不上文化历史悠久的城市,却因近现代文化资源高度集中、文化汇流、生产与再生产活跃而被视为中国几大"文化中心"之一。在这所文化大工厂里,有一群基督徒文化工作者也正试图为当代基督教文化开辟一个角落——姜原来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一个来自上海的"乡下人"
出生于1953年的姜原来头发已经花白,穿著有些皱巴的短袖衬衫和短裤,背著常见的男士斜挎包,一双仿佛属于农民的粗糙双脚蹬著最普通的男士凉拖鞋,站在上海街头。
人们或许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在上海市中心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更难相信他是一个在基督教文化界广为人知的剧作家——用上海人自己的话来说:"太土了。"而姜老师乐于打破"上海人"这一刻板印象:"很多朋友一直把我称为『上海乡下人』,我觉得很自豪。"相比起小资的、中产的知识精英群体,他更愿意与底层人民相认同:"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与乡野的弟兄姊妹们没有隔阂了。"
这种认同与他身上那种富有张力的文化血脉有关。
他的外婆当年只是江南常熟一个寻常的农家女孩,带著弟弟前往一江之隔的上海谋生,进入法国驻沪领事馆做奶妈,没想到租界小洋楼里终日回荡著的古典音乐无意间点燃了这个农家女孩对艺术的热爱;他的外公则在一个单身的挪威商人家里做管家,二人成为挚友,常常在音乐声中畅读中西文学——这便成为这个家族文化血脉的开端。

外公外婆对古典艺术的喜爱传给了姜原来的母亲——她是一位拥有天生好嗓子、很小就在旧上海舞台与电台高唱欧洲艺术歌曲的女子。即使后来家族遭逢变故、陷入物质极度贫乏的困境,这个家庭依然靠著几本珍贵的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一部老旧的手摇电唱机支撑著精神脊梁。母亲曾告诉姜原来:正是这些伟大的音乐与书籍,给了她在艰难岁月中活下去的勇气。
在这样的家学渊源下,即便在似懂非懂的小学与初中时代,姜原来就已开始啃读莎士比亚的悲剧与历史剧。哪怕当初的他无法全盘领悟,但那些文字、旋律及其背后的高尚心灵在他往后的人生岁月中依旧不断回响,即便是在最水深火热的"十年文革"期间。


插队落户:误入"原野深处"
1967年秋,文化大革命第二年。少年姜原来刚刚入读"上海历史名校之一"的上海市第一中学。然而学校美丽的英式建筑墙壁之间回荡著却是"吃人的文化":文革不仅生产了无数致命暴力,更剥夺了人最基本的怜悯之心,他认为这是对人真正的异化。
在文革浪潮中,16岁的姜孝瑾「成了双眼蒙上红布、鼻子穿上红绳任人牵使的『人牲』[1]中的一个」。为了响应政治号召,他去到当时最艰苦的黑龙江省偏僻乡村「插队落户」[2]。从沿海繁华的上海到东北边陲荒僻苦寒的黑龙江,慢速火车要走上一整周。就在那样一个"狼比人多"的荒僻苦寒之地,他目睹了身边三分之一的同伴陆续夭折:"几年里,十二个同学死了三个,最后又疯了一个。"1973年初夏,发生了文革十年间的唯一一次高考。20岁的姜孝瑾抓住了这难得的机会,成功考入现今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东北大学的前身"东北工学院",修读冶金科学,终于得以离开农村。
如今已经逾古稀之年的姜原来老师,在他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堆满书籍和资料的十几平小房子里,谈起那三年的苦难岁月时依旧百感交集:"虽然下乡是一场苦难,但上帝在苦难中也有美意。"与底层劳动人民在同吃同住三年多的时间里建立的朴素情感,就这样烙进了青年姜原来的内心深处、成为他写作的土壤,也是他一身"土气"的来源;而那片广袤无垠的草原也在不觉间成为了他生命的底色——一直到80年代信主、90年代为使命提笔写作时,这一意象才完整地浮现出来。他自拟笔名为"原来"——原来,是从上帝的创造而来;原来,也是从原野的深处走来。


重返文化场域:从妈妈的书店开始
1992年,姜原来为了帮退休的妈妈完成开书店的心愿,在上海师范大学附近租下一间小小的店面,创办了"马槽书店"。

该书店独特的选书品味吸引来不少知识分子,他们惊讶于一位退休老太太不仅待人和善,竟然还如此喜欢欧洲古典音乐与西方文学,并能就著这些话题与人交谈甚欢。"我每天晚上到书店去一看,不得了,这小小的书店里里外外全都挤满了人,各界的朋友、知识分子都在那聊天。"姜老师回忆说,因为人太多,有时就拿著长条凳在马路边坐著讨论——这便成为"马槽沙龙"的雏形。
前来参加沙龙、对话的人形形色色,从左派到右派、从马克思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都有。身为基督徒的母子二人,当然想利用这个场合来传福音,却发现面对的是一个琳瑯满目、真实又复杂的文化世界,基督教在其中只是一个备受质疑的选项——当时最为常见的质疑便是:"基督教不是洋教么?不是随著殖民者的坚船利砲一起打进中国的吗?"
"怎么对话?怎么用福音影响他们?"这些棘手的问题一直催著姜原来去思考,也促使他开始梳理基督与文化的关系。
他首先找到贝多芬作为对话的入口。这与他的家学渊源有关,也得益于他对知识分子的观察:"西方作曲家中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肯定是贝多芬。"他认为,贝多芬、西方古典音乐、电灯电话,被称作"法国梧桐"的悬铃木乃至被视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人,实际上都是随著殖民者一同进入中国的"舶来品"——但这是否意味著一种文化仅仅因为其进入中国的历史与殖民时代有所交集,就应当被整体拒绝?姜老师以"一个孩子脏了,需要给他洗澡、把洗澡水倒掉,但不能把孩子一同倒掉"为喻引导人理性地反思中国近代殖民历史、主张"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对人类共同文明如西方古典音乐和基督教信仰持友好开放的态度。

除了以理性思辨的方式帮助慕道者扫清通往信仰路上的障碍,姜老师也试图用艺术化的方式更有效地表达立场、达成理解:"在这个充满隔阂的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而他选择了"戏剧"这一载体,只因戏剧艺术的"在场性"深深吸引著他:戏剧允许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参与到故事中去、打破隔阂并达成理解。

这促使他在1999-2001年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大型六幕音乐话剧《贝多芬在中国》。在这部剧中,姜老师藉著一群山区农民指出伟大音乐跨越国族、阶级的普世性;2004年,另一部六幕剧《莎士比亚在嘉兴》问世,展开了对耶稣会宣教士利玛窦、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徐光启、翻译家朱生豪与穆旦等前辈的追思。这两部剧在知识分子中反响热烈,起初由学生们自发组成小型剧团进行排练;后竟然发展壮大并在北京、上海、香港多地上演,并被纽约"中国音乐节"推荐,形成《贝河浩荡沙林华》一书在港出版。
耶稣与卡夫卡有何干?
在姜老师刚刚动笔创作的90年代,上海家庭教会尚充斥著强烈的基要主义[3]气息:只谈圣经真理、别的一概不论。这与家庭教会在过去的战争、文革时代的受苦历史息息相关——当精力与资源紧缺到连维持信仰、传福音都困难时,把精力放到艺术、文学上简直是一种"不务正业"。因此,当姜原来试图找基督徒弟兄姊妹甚至是领袖探讨"文化事工"时总是碰一鼻子灰:"有必要吗?是不是浪费宝贵时间?是不是有异端的嫌疑?"而在姜老师的记忆中,教会对文化的态度很快就有了转变。起因是2000年前后,唐崇荣牧师的讲道CD在家庭教会系统内部的广泛流传。
唐崇荣牧师是华人界影响深远的新教布道家和神学家,他强调"大使命"(Great Commission)与"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均属基督徒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双轨;前者指的是耶稣升天前所颁布的"大使命"即传福音与门徒训练,而唐崇荣进一步他以创世记与诗篇的经文,向长期侧重前者的中国家庭教会重新厘清了"文化使命"的概念:人怎样管理、使用、维持自然,就是文化使命,管理与更新受造界的文化使命本是上帝最初的托付。与此同时,唐牧师本人亦是文化使命的践行者,在古典音乐与赞美诗创作上较有造诣。

随著唐牧师神学思想随著CD这一流行文化载体被广泛接受,原本倾向于拒绝与文化对话的中国家庭教会开始愈发重视"文化使命"——"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文化领域已经默默耕耘近十年的姜老师最直观地体验到这种变化:"2002年开始,有一些教会和神学院开始邀请我去讲课。"这门课在2024年被整理成《文化与基督:吃人到救人》一书,由香港恩道出版。
该书较为系统地记载了姜老师20多年奔走各地、从事基督教文化事工的经验与理念。他引用1974年洛桑会议(Lausanne Congress)的整全宣教观念形容:"教会就像一只鹰,他用两张翅膀飞翔。"[4]其中一只翅膀是传福音、植堂、门徒训练等等,以宣教士戴德生的工作为典范;而另一只翅膀则是带著信仰去承担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如宣教士李提摩太用教育、出版来更新文化、为福音做预备工作。
书中姜老师回忆数年前在大学校园团契里服侍时,一位学生曾向他提出疑问:耶稣也很好,卡夫卡也很好,但耶稣与卡夫卡又有何干?而这本书给出了沉淀多年的答案:"主是掌管一切的主,也在整个世界的文化领域中全然地掌权。"三位一体的真神在"卡夫卡们"的世界中依旧掌权,基督徒们实有责任带著耶稣基督的救恩走向他们。
再往原野深处去
在《文化与基督》的后记里,姜老师特别介绍道:"这是一本在东方旷野圣爱交响沐浴中历经22年缓缓诞生的书。"此言非虚,他长年受邀到各地神学班上课,尤其热衷于到各地农村教会的非正式神学班讲课。
这使得姜老师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中国传统家庭教会的真实情况与宝贵历史,而早年在科学领域的学习与工作经验则使他具备敏锐的研究意识和田野研究经验——他好似一个进入隐蔽地洞的勘探工人,无意间寻到一片宝贵矿场。"我们脚底下有一块极其丰富的矿场啊,就看我们有没有本领把它挖出来、提炼成好的钢铁。"他以此形容那些没有被官方收录的、甚至没有被看见的、属于中国家庭教会及基督徒的历史与文化资源。
他谈到其中一个名叫"陈沟嘴"的村子的历史:20多年前,陈沟嘴曾是远近有名的土匪最多、治安最差的村子。改革开放初期,一名传道人曾被民兵抓捕、押到陈沟嘴游街示众,被迫在烈日之下跪在村口。村民们蹲在树荫下吃午饭、远远看热闹,只见这位传道人嘴里念念有词。于是那年冬天一个基督徒姑娘嫁进了这个村子,成为村里第一个基督徒。此后信主的人逐渐增加,几年后整个村庄成为基督徒聚集地,甚至有神学班在此开办。"这个村子变得整洁、有序,村民间彼此相爱。"姜老师不禁感叹,"而这样故事太多啦!"
他把自己各处搜集的故事和宝藏带回他在上海的小房子:《兰林复活节》里的钱神父原型在离世前赠他的一盏生锈渔灯摆在书架顶端;当代艺术家岛子的画作《忧伤的基督》挂在床头;小小的圆桌上还摆放著妈妈和外婆的骨灰盒,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女性;而就在这张圆桌上,在妈妈和外婆无声的陪伴下,他用最原始的纸与笔的方式,如冶炼工人那般埋头将"矿产"提炼、浓缩成为《雁荡平安夜》(2006)与《兰林复活节》(2016-2017)两部大型话剧作品——讲述文革及改革开放前后的特殊时期生活在江南地区的广义底层基督徒(包括新教、天主教与东正教徒)群体中发生的感人故事。

这一阶段的戏剧创作,姜老师延续了前两部"以戏写史"的创作理念,然而不同于贝多芬、莎士比亚在华传播历史,这一阶段他要处理的通常只是口口相传的、残缺的、正在消逝的中国家庭教会历史,"要抢救这些历史,能救回来多少是多少。"面对成摞的资料与书籍,他像文物修复师那样,以想像力将残缺的历史尽力修复、使之能够重新被看见。
文化接力棒:从吃人到不吃人
后两部剧后被收录进《一切从墨面基督和不吃人开始》一书中,于2017年在港出版。该书名被读者戏称为"一个不像书名的书名"——而"墨面"与"不吃人"这两个颇显生僻的词,几乎可称是理解姜原来作品的两把钥匙。

"墨面"一词来自作家鲁迅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莲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以此诗刻画了广大底层人民辗转荒野、因饥寒交迫而憔悴黑瘦的形象——而在鲁迅对中国"吃人文化"的整体判断中,这群"墨面"既是"被吃的"、也是"彼此吞吃的",是毫无盼望的。
与鲁迅相差72岁的姜原来由于在文革乃至六四的震荡中"整个生命一直处于上海市区和远乡僻壤、府院儒林和墨面原野的轮番深入和两极摆荡之中",深刻体会到中国主流文化之偏邪,对鲁迅的剖析产生了深刻共鸣。
有学者认为,姜原来因此有意从鲁迅手中接过"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接力棒:鲁迅诊断"吃人文化",姜原来则试图寻找"不吃人"的实践——因其基督教信仰,他相信耶稣在世时正是这样"无佳形美容"、"多受痛苦忧患"的形象,遂试图在长期被边缘化、被忽略的"墨面基督徒"中寻找真正有价值的"不吃人文化",即源自"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两大诫命的文化。
这两部关于墨面基督徒以及他们的"不吃人文化"的作品,于2020年12月17日获得美国杜克大学举办的世界首届华语艺术奖文学特别奖,其获奖理由为"取材于底层的史诗剧,在汉语文学叙事中构建了本色神学;并在当代社会巨变的背景下,揭示了中国大陆基督教当下的处境"。
在后现代反理性高涨的当今社会,姜原来老师认为,基督教艺术与文化越来越多地承担著原本属于神学的"向人言说"的责任;而对于身处在基督教受限的大陆基督教文化事工,更是承担著"讲述主耶稣在中华大地深处行走的美好脚踪"的责任——如今已70多岁的他依旧在原野与山林之间如此践行著。
夜色渐渐笼罩,这座不夜城渐次亮起,法国梧桐葱茏的树冠被灯光灼出一圈金边。藉著尚存的天光,姜原来老师拿起《贝河浩荡莎林华》,以莎士比亚之口吻朗读道:
"这片土地,它的悲剧是这么样的悲壮,匪夷所思的悲壮;它的喜剧是这么荒诞的奇妙;它的历史剧是这么样的壮阔。这是一个艺术家无与伦比的故乡。"

[1] 节选自《文化与基督:吃人到救人》
[2]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政府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农村生产队安家落户、当农民并参与农业劳动的政治运动
[3] 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又称基本教义派或原教旨主义,主张严格遵守宗教或思想之基本核心信条。
[4] 摘自:姜原来,《文化与基督:吃人到救人(繁)》(恩道出版社),恩道电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