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谈守护性文化，"关启文"是一个难以绕过的名字。
二十五年前，他参与创立香港性文化学会，从基督教信仰、宗教哲学与伦理学出发，长期回应色情文化、性解放、同性恋运动、性倾向歧视法例，以及近年延伸而来的LGBTQ与跨性别议题。这条路他走得并不轻松：由立法会听证、城巿论坛、报章评论，到网上舆论战场，他一次又一次独自站在少数方面对质疑、嘲讽、攻击，甚至朋友的反目。
然而回望这数十年，关启文说已经由最初的恐惧与挣扎走到了"化境"——对非难、恶名、羞辱都处之泰然："我在神面前立志，作为基督徒，无论我做什么都坚持我为人的宗旨，不再著紧自己的名声，只要对得起神的呼召。"
从"象牙塔"走向时代现场
关启文博士的公共参与始于大学团契(CA)时期的信仰反省。年轻时的他较接近"复兴主义"、"敬虔派"，但他逐渐意识到社会文化的挑战，因此决定要做一个有时代感、面对时代挑战的基督徒。"当时在大学发觉信仰有一个社会的向度。我深感回应社会文化的挑战不能够纯粹在『象牙塔』，或者教会四面墙壁里。"
这份自觉成为他日后投身文化与伦理议题的起点。1986年，他离开香港，先后在英国阿巴甸及牛津大学修读神学与哲学，并完成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主修宗教哲学。留学期间，他开始明白将要面对的不只是哲学问题，也包括一连串日益尖锐的文化议题与伦理挑战。"我逐渐立下心志要全面建构一个基督教的世界观，能够回应当代的文化与伦理挑战。"
他开始研究色情文化、女性主义等议题。1993年回港后，他加入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FES)担任训练部主任。在那几年期间，香港的色情漫画正在年轻人之间流行。他开办神学班及护教课程以接触大学生、毕业生、教会人士及知识分子，协助他们处理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张力，性伦理、甚至社会上来自哲学的实证论对基督信仰的批评。
他曾给FES举办的神学课程的学生设定了两个主题："基督教怎样看人权"和"基督教怎样看色情"，学生要自己研究并在课堂上发表。研究愈深入，他愈感到色情文化带来的冲击远超想像。当时一位老师提到，有一次调查学生失窃事件而搜查书包时，竟然搜出了逾百本色情漫画，"当时的色情漫画和其他普通漫画一样，只要十多块钱一本，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令我受到了冲击。"
于是，他与一群同工和大专同学／毕业生成立"基督徒关注色情文化联委会"，(简称"关色文"，被戏称为"关启文的细佬")，持续联同教会举办讲座、反色情行动日、调查及登报声明等。
成为"炮灰"
小试牛刀后，他们开始踏足社会具体行动。大约在1997年前后，他被邀请参加一个关于同性恋运动的未来论坛。关启文参加后，才发觉十多名讲者中大部分都是同志运动的领袖和先驱，而他自己则是现场唯一一个不赞成同志运动的人。"我讲完之后就成为『主要焦点』。当然这个焦点并不是正面的，而是有很多『大炮』对著我，于是我便当了『炮灰』。"
那次惨当炮灰的深刻经历，令关启文惊觉到同性恋运动在当时正开始兴起，"我亲身与他们面对面对话，甚至被他们攻击。由此发现到，LGBT对社会、特别是对教会基督徒而言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从西方"复制"的香港性解放潮流
大家可能会问，香港同性恋及LGBTQ (同性恋与跨性别运动)是如何出现的呢?
关博士解释，香港的性文化运动很大程度来自西方自1960年代开始的"性革命"和性解放思潮，后再经台湾女性主义情欲解放运动先驱何春蕤等影响。无论是运动背后思想根底、运动进路都只是"抄的"，他说："都是copycat。"
他续指，性解放思潮先影响学术和法律，逐步形成一套新的性伦理共识，例如削弱婚姻的重要性、主张私人性关系不应受社会干涉，以及把同性婚姻和性少数权利纳入人权框架。"对年轻人来说，性解放在破坏方面已经在某程度上成功，形成了：『婚姻不重要』、『同性恋想爱谁就爱谁，不应该干涉』、『离婚很平常』等观念。"
其后，性少数运动再延伸至性别认同议题，演化成跨性别运动(Transgender Movement)，来势汹汹。
不过他也指出，世界各地社会文化框架下，同性恋运动趋势大不相同：欧洲社会已沦陷，保守思想已被边缘化；美国则仍然存在能够凝聚社会及政治力量的保守阵营，在同性议题上持续战争。至于亚洲，传统文化和宗教仍然提供了一定的抵抗力。
他判断，香港社会对性文化议题并非铁板一块：虽年轻人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已相当高，但对更激进的性解放主张，社会仍有相当人保留甚至抗拒。香港基督教及天主教教会的影响下，亦令香港没有完全沿著西方的路线发展："对香港的年轻人来说，同性恋基本上赢了九成，这方面我们暂时是没有得打；但是如果你说去到极端性解放，香港还是会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是有抗拒的。"
他说："亚洲始终我们的底子里，是没有西方那种自由主义很深刻的同化。"
明光社出现—应对色情及同性恋运动
为了抵御性文化的潮流，"关色文"逐步连结异象相同人士，更在1997年促成明光社成立："做了(关色文)两三年，我们发觉单靠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资源，所以我们也约了一些基督教领袖，包括萧寿华牧师、林海盛牧师、当时爱群社会服务中心的主任梁林天慧女士，社工、牧师、学者，还有一些年轻人一起在1997年成立了明光社。"
关启文是明光社的董事之一。他形容自己在这场公共争论中扮演了一个比较罕有的角色：既是智囊，也是行动者。因此他持续研究政治哲学、基本伦理学、性文化问题和性伦理，以及一些LGBT等议题，逐渐深化去认识。"因我是学者，所以回应性文化的时候也希望我所讲的能够站得住脚，让我们这个平台有理论基础。"
在明光社成立后，他们陆续参与立法会多场听证会，回应《性倾向歧视条例》争议及其他性文化议题。除了色情漫画之外，社会上还陆续出现了色情杂志、报纸色情副刊等潮流，以及同志运动的兴起，因此明光社早期主要焦点是色情及同性恋运动。
在每次关注事件时，他们都被同性恋团体猛烈攻击和轰炸。"当时蔡志森 (明光社标志性人物、现总干事)还未加入，但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那股『火力』的猛烈。"
后来关启文与蔡志森想到需要再成立另一个平台，让更多人共同承担。"我们当时觉得真的需要多些人出来，即使被骂，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回应，不是只有一个机构在反对，于是当时我们就开始筹组『性文化学会』。"
成立性文化学会
筹备学会之初，关博士原本希望由其他基督徒、社工或医生带头，但发出一次又一次呼吁和邀请后，却没有人愿意站到最前线。"噢，这不是我的专业；我是很关心这议题，但我工作很忙，你们找人去吧，我定会尽量支持！"成了他听到的典型回复。
半年过去，仍然没有人答应带领，蔡志森跟他说："启文，不如你自己『上』吧！"
关启文知道自己又可能要回到那个熟悉的位置——成为"炮灰"："我自己当时也是抗拒，在神面前也是抗拒。"直到2001年年底，他在祷告中重新思考自己的学术训练。他逐渐相信，自己熟悉的分析哲学和伦理学正好可以在这场公共争论中发挥作用。
"如果只拿著《圣经》说：你们这些是『淫秽』、『不良』等未必有说服力。特别面对教外人时要讲求公共理性。我作为一个哲学家、伦理学家，能够用很多学术的论据、调查的资料、研究的数据，和其他伦理概念去展现这些违背上帝心意的性文化的弊端。"他说："我感到我既然有这样的训练，或许就是神给我的恩赐，好在这时代作出回应。"
最后经深刻挣扎与思量，他终于决定接下领导性文化学会的重担。那时他曾经向上帝讨价还价说："我成立这学会是因为祢的呼召。但现在维持新的机构都不容易嘛！既要钱，又要人手。我已去做了，那如果五年后机构倒闭了，那可不关我事，届时不要怪我！"
二十五年过去，"事与愿违"！学会不但没有倒闭，反而逐步建立了成熟的研究、教育、出版和公共回应的工作，在风雨中仍然如灯塔，屹立于港湾中发出亮光。
"几天都不敢打开报纸"
香港性文化学会成立后，关注香港性伦理、同性恋、色情文化、性教育、婚姻与家庭等议题，以研究为基础，透过课程、研讨会、讲座、工作坊等将基督教伦理的价值观向社会理性地表达立场，并维护家庭制度，守护年青人持守圣洁。
关启文犹记得最初涉足公共领域时在立法会准备发言时害怕得手脚发抖："当时我们只有数人，但『对家』(性解放团体)有二十几、三十人。所以你想像，你讲完之后就有无数人轮流炮轰你、耻笑你！在那里简直如坐针毡。"
听证会上，每人发言时间只有五分钟，面对质疑和误解，即使有理论数据也未必有足够时间澄清。大众传媒不少立场偏向同性恋，他的发言常被无视或扭曲。即使言论能"出街"也立即被围剽，甚或成为霸凌对象。"同运人士很懂得大规模动员在网上留言。当我们登出一些Facebook讯息，或在报纸投稿一篇文章反对LGBT，都会有很多留言、很多平台骂我们。"
相反，支持传统性伦理的基督徒很少敢于用基督教立场留言，学者更不愿意公开发言，"他们不敢公开写，学者如果公开写会被人取笑，这是很大压力的。"因此关博士不得不孤军奋战，常感孤立无援。
他有时更要跟公众人物公开辩论，如港大提倡性解放的知识分子吴敏伦医生、中大哲学星级讲师李天命，其压力可想而知。"那时候我有时梦见自己被人骂、或论战失败而丢脸。醒来一身冷汗，幸好只是噩梦。有时写了一篇文章后几天都不敢打开报纸或看电邮，也很怕看到脸书及网上的评论。"
他曾经被同性恋者当面质问："你违反公义，如何能安心睡觉？"也收过标题写著"耶能"二字 (网上辱骂基督徒的脏话)的电邮，网上更有人对他进行"起底"(人肉搜寻)，贴出他的照片并附"认住这个『肥佬』"、"假洋鬼子"、"死耶稣佬"、"下地狱"等字句，用不堪入目的话来打击，"看完之后就很不开心，所以很多人叫我们不要去看了。"
这些攻击特别在2000到2010年多十几年间，在中大学生报事件、淫管条例、家暴条例、性倾向歧视法(SODO)咨询等社会事件发生年间，每一两年就有社会大辩论。当时他一边从事浸大的教学和研究，一边处理机构工作，还要连夜撰文回应各方的攻击，长期如此，心力交瘁。
"我本来的专业不是法律和性理论，更加不是LGBT或同性恋研究，但是要去回应、要上马去打仗。所以我被迫去『入行』，重新阅读很多基本的书籍，再逐步进深，以达到专家的水平。例如很多法律的术语、概念（如歧视）都要从头学起，第一次拿起那些法案来研究都需要有很多跨学科的认识。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要读书到三更半夜，然后通宵去写回应文章。"
这样的生活辛苦、孤单、无奈，他形容像是长年两份全职工作，而且常在被动、劣势的形势之下去回应大量恶意抨击。更难受的是，有些原本亲近的朋友后来反过来批评和攻击他，令他心灰意冷。
虽然经过非常艰苦的岁月，但关博士并没有停下来。经过多年研究和辩论，他渐渐发现，性解放论述不少其实是夸夸其词，实质漏洞多多，不外如是。女性主义、自由至上的人权论述在学术界本来就得大争议性，甚至存在更合理的观点，回应越来越得心应手，公开发言也不像最初那么有压力。
"其实你做准备多了，我就发觉性解放那些论述是可以拆解的。所以后来十年八年左右我就有更多信心，很多他们那些似乎厉害的人我都最少『顶得住』。"
他指出，常识的性伦理都是合情合理、合乎实践。他明白到只要言行经得起理性推敲，渐渐也不怕攻击。他甚至学会善用立法会的"五分钟"去讲有份量、让记者留下印象重点。亦开始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并培训基督徒去解拆性解放或者 LGBT 的论述。
成功阻截性解放立法
由于社交媒体和流行文化早已令性解放观念渗入日常生活。因此关启文深明不能单纯以口号反对此趋势，而是以有公共理性支持的家庭价值、性伦理去回应文化转变，最少给人们一个选择。
他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把同性恋者排除在社会之外，而是要避免把某种性文化垄断了"人权"的定义。他说："我们用正面的价值去提升家庭的重要性，亦关心同性恋者。我们不是反同性恋，我们只是反高度政治化的同性恋运动！"
性文化学会制作资料、小册子，到教会、青年团契和学校举办讲座及工作坊，尝试以较理性、温和的方式回应性解放论述，以免流于谩骂。
关启文亦不停写文章回应同性恋运动，无疑成为性文化议题最多产的作者，性文化学会也一直维持这传统："我们在性文化学会的文章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我们不断回应那些新议题，确保一些提倡正面性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团体能够发出有质素的声音，让那些愿意聆听的人可以认识、能带来心态的转变。"
他深相信这些文字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些工作至少令香港社会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已全盘接受性解放的主张，也令政府和公众看见，社会中仍有人支持较传统的家庭和性价值观。"可喜的是，性文化学会的资料已广为台湾、马来西亚及海外华人教会参考，并成为华语社会回应相关议题的重要资源。
性文化学会和教会力量看似微小，但在政治议题上具体成效甚彰。关博士指出，在这些民间组织动员下，多次成功阻截性解放的立法，《性倾向歧视条例》、《家庭暴力条例》的修改等最后流产。其中"家庭暴力"条例后来改名作《家庭及同居暴力条例》，阻止将同性同居者视为等同于家庭。
去年的"同性伴侣登记制度"在立法会大比数地被否决，民间团体功不可没。他说："所以这十几年来，我们的正面性教育运动和组织动员都成功守住了香港社会，起码在法制改革方面如此。"
关博士擅长的是严谨的分析、论证和研究，但他深明面对年轻一代，单靠长篇论文和资料包已经不足够，论述方式必须跟上时代。"现在的年轻人很后现代，凭感性，讲feel。他们经常觉得：哎呀，性保守? 太过『戆居』，你批评同性恋者、LGBT 就是不对！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同性论述影响，以为支持他们一方就等于公义。"
因此性文化学会近年推陈出新，向年青人设计有趣又引起讨论的性教育课程和讲座，务求既有学术根基，也要有温度和故事。幸好，人工智能技术和年轻同工的创意，足以将过去的理论性长文以另一种"语言"呈现给新一代，去年性文化学会主领的讲座已有五百场（但我们全时间同工只有三位）！关博士把这看成"时代给予的机会"："过去难以完成的资料整理和普及工作，现在有AI可以做。上帝很有预备！"
燃烧一生 窄路为主走过
关博士坦言自己曾经有很多包袱：不想被辱骂、被误解，在意自己的名声被污蔑和毁谤。后来，他读到圣经《诗篇》二十三篇时看到"为(耶和华)自己的名领我们走义路"的经文，对自己的召命有重新反思："我想，如果真的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名，被揍揍或被骂骂又何妨呢? 一开始我比较珍惜羽毛，当然人之常情都不想被别人辱骂，但是经过这个挣扎，上帝给了我三个字：豁出去。"
这句话成了他心态的重要转折："慢慢地将这些情绪都交给神后，我就开始放下，不再关心别人如何谩骂。总之我所讲的是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上帝，符合我自己的理性研究结果，自己真诚地认定这些价值观是好的，合情合理的，那其他事就开始不想了。"
他说自己到了今年已经进入"化境"：被人骂时不再即时追查，也不再让网上评论牵动情绪；即使偶尔因批评而低落几天，也会慢慢恢复，继续工作。他说："有一段时间，让我知道就算情绪低落都要继续作工：要用行动带动，不能被情绪左右。这都是我们背十字架应有的准备和代价。"
他坦然地说："我在神面前立志，无论我作为基督徒做什么，都真是为神而活、去回应祂就够了，其他东西不去想那么多，特别不再介怀『关启文』的名声如何！"
埋头打过多年硬仗，时代的风景也不知不觉改变了。今年一月，年仅三十多的郑安然正式接班，在一众董事按手祝福下上任学会总干事，意味著关博士幸运地走过了"传承"一关。他形容这个为"传承的奇迹"。
在新总干事就职庆祝晚宴当晚，关启文博士拿著咪高峰，合上眼，倾情地与战友合唱了一首八十年代流行诗歌《一生不枉过》：
「为何忘掉那日，立志你跟前，奉献一生？为何流浪世俗，漠视托负，令你心担忧？
此际重拾信念，跪到你跟前，愿你接纳。轻看名利势力，情愿撇下，为我主奔跑！」
「时光不会停留，人生转瞬便逝，愿珍惜光阴不再岁月蹉跎。
明天挑战顽强，全心听你任用，能夸口窄路全为你走过！
燃烧一生完全为你不枉过！」
谈到未来，现已六十多的关启文说："我希望余下十年，继续做回我为人的宗旨，配合信仰的原则，继续对得起神的呼召，好好办好这些机构，好好尽好作为学者的责任和标准。"
他加上一句："我觉得只要做到这些，死而无憾。"
关启文博士简介
关启文博士早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电机工程系，后取得苏格兰鸭巴甸大学道学学士，和牛津大学的神学硕士与博士学位，曾任香港基督徒学生褔音团契训练部主任，及中文大学崇基神学组讲师，现任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访问教授和荣休教授，曾多年任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主任，浸会大学公共事务伦理学硕士课程主任(Director of M.A. in Ethics and Public Affairs, HKBU) ，及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主任(Director of Centre for Sino-Christian Studies, HKBU)。研究兴趣包括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系统神学、宗教与科学的对话、政治哲学、伦理学等。
他积极维护基督教世界观的可信性，曾主领多次护教讲座，及参与在公众领域的辩论，经常在报章和论坛表达意见。他关心社会文化，从信仰角度对社会及伦理议题（如同性恋与性倾向歧视法）提出意见，是明光社的董事，和香港性文化学会的主席。
他的著作有《我信故我思—真理路上的摰诚探索》(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1998年9月) 、《是非曲直──对人权、同性恋的伦理反思》(香港：宣道出版社，2000年7月) 及《上帝、世俗社会与道德的基础》(香港：天道，2006年4月)。他且编著了《后现代文化与基督教》(香港：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2002年10月) 、《爱与欲─基督教性神学初探》(香港：基道，2003年3月) 、《重寻真性─性解放洪流中基督徒的坚持与回应》(香港：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2003年12月) 、《平权？霸权？—审视同性恋议题》(香港：天地图书，2005年10月) 和《基督教价值与人文精神：历史、对话与前瞻》(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6年3月)。英文专著有Kai-man Kwan, The Rainbow of Experiences, Critical Trust, and God: A Defense of Holistic Empiricism (New York: Continuum, October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