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8日，出自中共领袖毛泽东之手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以新华社社论形式公开发表。该文称刚刚离开中国返美的司徒雷登"平素装著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后来这篇文章被选入中国义务教育中学课本，以至于在几代中国人的印象中，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几乎成了"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代名词——而这样一种政治形象，也几乎使司徒雷登最后的遗愿无法实现。
一场等了46年的安葬
1955年，美国。
一位中风后长年卧病的老人留下遗嘱，其中一项写道："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7年后，老人在华盛顿去世，他就是司徒雷登。
其骨灰存放在其学生兼私人秘书傅泾波家中。傅曾三次向中国当局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于其生前建立的燕京大学校园内、他的办公之所"临湖轩"——1986年此事曾获中国有关部门同意，然而不久便传来消息：有人联名反对此次安葬，主要原因是"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于是，1987年中美驻美大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次安葬因故暂缓。
这一缓，就是21年。收到暂缓通知后的第二年，傅泾波就带著未能完成老师遗愿的遗憾离世。其子傅履仁体恤父亲的心愿，经与中美双方及浙江省政府等多方协调，终于在2008年将存放在家中已经40多年的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充满矛盾的早期生涯
在部分燕大校友心中，这个结果虽然不如与妻子合葬燕园圆满，但对司徒雷登来说至少是算得上是"魂归故里"——他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籍贯浙江，生长杭州，祖墓在西湖。"此言非虚。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耶稣堂弄美南长老会传教团寓所，其父约翰·林顿·司徒（John Linton Stuart）与母亲玛丽·路易斯·霍顿（Mary Louisa Horton Stuart）均为在华宣教士，两人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中国，身后均葬于杭州西子湖畔。
司徒雷登在杭州生长到11岁，习得一口流利的杭州话。那时他经常跟随父亲到街头和庙会布道，却因父亲的工作收效甚微而对宣教工作的意义第一次产生了怀疑，他后来回忆："想到当年的情景就觉得害怕：传教士的大声宣讲并没有什么成效，人们对街头的礼拜活动和祈祷活动只是好奇而已。……这种生活也没有什么思想或是学术上的有趣之处，也学不到东西。"
1887年司徒雷登与家人返美度假，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在这里他首先感受到的是强烈的不适。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如此描述："人们谈到我母亲当年把青春热情播撒到中国的疯狂举动以及作为一名传教士所做的牺牲，我们在学校成了同学们嘲弄的对象。"在外他常常面对不友善的诘问，在内也因"传教士子女"的身分受到严格要求："坐街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去教堂是不对的，我们得周日早上走著去主日学校参加礼拜。……舞蹈和戏剧是被禁止的，这让我们更多的是感到委屈。因为我们大多数表弟兄姊妹都可以参与这些世俗的娱乐活动，而由于我们的父母是传教士，所以我们不行。"这些经历使得他对传教士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反感。
此后的十几年间，他先后于维吉尼亚州的潘托普斯学院（Pantops Academy）、汉普顿·悉尼学院(Hampden-Sydney College)与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Richmond, Virginia)就读。虽然对严格的宗教戒律和传教士的工作一直存在反感，但当时"学生海外传教志愿运动"正在积极招募能够从事传教工作的大学生。在那股思想浪潮中，他逐渐接受了一种观点：如果一个人真正、完全地跟随耶稣，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他理应愿意成为一名海外传教士。但他在回忆录中坦言："我非常确定我是不愿意的。"
但命运还是把他推到了那个决定性的晚上——他在自己对传教工作的成见、反感之中挣扎到天明。最终他决定放手一试："我决定当一名传教士，证明给我自己，基督教是我的最高价值所在。"做出这个决定后，筋疲力尽的他终于进入了梦乡。
醒来后他没有反悔，而是感到满意、解脱甚至是充满热情。就这样，他在1904年携同为传教士的妻子路爱玲（Aline Rodd）被差往中国，他的人生重新回到了杭州。
1904年司徒雷登经由上海转赴杭州。当他看到父亲毕生的劳苦只换来教堂里的那么几位贫穷的教友，"我那些早先的厌恶感又复活了。"纵然需要与内心的不适持续对抗，他还是选择做应该做的事——由于阔别杭州已近18年，他必须重新学习中文；在经历一年左右的学习后，他开始在广袤的杭州北部农村工作。由于杭州水路丰富，所以他经常乘坐著一条搭建了蓬屋的船在运河沿岸穿梭，去到群众家里传教、与人接触。后来司徒雷登如此回忆这段早期传教工作的意义："它让我深深浸入了中国式的生活。以后的日子当我处理行政事务的时候，这段经历对我很有好处，让我能够放下身段、踏实地工作。"
但那种对传教工作的怀疑似乎始终未曾散去。在回忆录中，他承认那时他对父辈的传教方式持消极的看法："（传教）主要是让人接受一种严格、压抑和程式化的教义"；他也意识到中国当时贫弱战乱的处境使得涌入教会的人群并非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寻求庇护，与此同时许多宣教士只关心人数增长一类的浅薄成果，而不去"努力为人们展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传统传教模式的怀疑，成为他后来转向教育工作的契机：1908年，司徒雷登应邀前往南京出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
思想的岔路口
据他回忆，在金陵神学院任教的经历使他"不可避免地要思考关于保守或是自由、正统或是现代的有关问题。"而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所属的传统、所受的训练属于前者，但"直觉上的意识和后来批判性的学习却把我引向了后者"。
从历史来看，司徒雷登所经历的思考并非偶然。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美国新教内部已经出现"如何面对现代知识"的分歧，而他所谓"直觉上的意识和批判性的学习"在该语境下很有可能是指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科学精神与历史批判方法。与此同时，美国新教中较为保守的一派正对启蒙运动对基督教正统权威性的冲击感到不安。
这种不安也被传教士们带到了禾场上，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对此略有抱怨："苏北传教区的成员总是调查我们教职员工中一个或某些人的正统性，我本人就是他们经常非议的对象。"
美国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指出，在19世纪下半期，西方新教传教士们有两种基本路线：一条更重视直接布道、建立教会和个人归信，以戴德生所在的内地会为典型；另一条则更强调透过教育、文化交流、社会改革等方式影响中国社会，李提摩太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纵然有分歧，但大部分传教士仍然保持总体团结，1907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华百周年纪念传教大会（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即显出这种分歧之中的共识："教会的差传是为了以言行，借助一个活生生的和普遍存在的基督社会来向普天之下的万民传扬神子人子和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使在基督中启示的上帝的荣耀的知识照亮全世界。"姚西伊博士对此次会议的评价是：福音的传播依然是传教的核心任务，而基督徒对于此世的责任也得到了承认，例如办教育、医疗和慈善机构——"拯救灵魂"与"改造社会"维持著一种微妙的平衡。
对于身处争议漩涡中的司徒雷登本人而言，他对信仰以及老一辈传教士的言传身教的尊重，让现代知识所造成的"冲突消融了"。但争议没有停止。他的一段讲座笔记仍被当作"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负面范例，由达拉斯神学院联合创始人之一的格里菲斯·托马斯博士（W. H. Griffith Thomas）写进文章，于1921年发表在《普林斯顿神学评论》（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上，以至于当他再次回到美国时不得不面对投诉、接受调查和质询。
但最终美国南方长老会在1926年9月29日发布社论为他正名："没有人像司徒博士那样用心对待神学，也从未有人像他这样让长老会坚信其对信仰的虔诚程度。长老会感到对司徒博士的攻击是完全没有理由、没有根据的。他没有把这件事扩大成一个公开的争论，而是把事情交给长老会内部来处理，而自己却默默地在遥远的中国做著伟大的工作。这些都表明了他高度地具有基督教的精神。"
两难之间的燕大
1918年，司徒雷登收到差会邀请，前往北平（现北京）接手一个联合大学的筹建工作。这所新大学将由三所小规模的教会大学合并，分别是由卫理公会创办的"汇文书院"、长老会及公理会合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以及公理会创办的"通州协和大学"，而三方在合并事宜上还有很多争议。
"那是一个没希望解决的混乱局面。"司徒雷登回忆说，"除非能调解好这些不同意见，否则北平很难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基督教大学。"
而他当时只想安心在教学和研究方面进深，因此第一反应是婉拒。然而几周后，在南京和北平方面的催促下，他还是勉强同意看看具体情况再说。1919年1月，司徒雷登顶著猛烈刺骨的西北风来到了北平城北的长老会传教区。尚未决定要接受建校任务的司徒雷登主持关于校名的争论整整三天，当"燕京大学"这一名字浮现出来，长久的争议忽然就平息了："『燕京』这个美好的词汇是指『古代燕国的首都』，它被中国人看成是对北京的诗意称呼。……这个名字令所有人都满意。"
一个梦使他相信这个艰难的任务是上帝给他的使命："在我脑中，酝酿著这样一个未来的基督教大学——这个迷人的古城、中国政治和文化的首都，它能够兼容并包，成为各种新政策的自由试验田。"
燕大选址于距离颐和园不远、交通便利、风景秀丽的一片土地，试图构建一座中国风格与现代建筑潮流相结合的校园，为此特别聘请了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Henry Murphy）进行中西合璧的校园设计。"大楼的外观线条流畅、气势恢弘、雕梁画栋、青砖朱瓦。"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如此介绍，"而主结构全部用加强的水泥建造，装上了现代的照明、暖气和水管。"
这样的建筑本身便是司徒雷登教育理想的象征——和他备受争议的神学观点一样，他的教育理念也一直面对一些可能彼此冲突的目标，其中最为瞩目的问题是：一所大学如何既遵循基督教目标，又保持卓越的学术标准？
司徒雷登很清楚，燕京大学的之所以能够诞生，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它是基督教宣教事业的一部分，这也是燕大向海外教会和捐助者争取资金的重要理由；但如果一所大学仅仅成为传教工作的附属机构，它又很难成为司徒雷登所期待的、具有真正学术生命力的现代大学。为此他提出了几项非常具体的原则：不强迫学生参加教堂活动或其他宗教活动，不给予基督徒学术上的倾斜，不给拒绝信教者设置障碍。同时另设"燕大基督教社"来管理校园宗教生活，使之与大学行政体系分离的同时也能够为信仰的自发成长提供空间、设施等支持，透过校园内的共同生活、基督徒的品格见证来呈现基督教精神。
燕大诞生于中国民族危机频发的年代，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把"燕京大学到底属不属于中国？"的问题推到司徒雷登面前，他必须为燕大寻找在中国的定位。
彼时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从诸多西方思潮中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没有选择基督教，而是转向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共产主义。对此，部分传教士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发出警告："对我们基督教传教士的工作潜在的危险并非拜偶像、迷信、祭祖乃至公开的抵抗，而是日益高涨的唯物主义与不可知论的浪潮。"燕大创校初期的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基督教视为"洋教"、"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进而掀起了一场反对基督教的"非基运动"。作为一所基督教大学，燕大该如何存在？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并不认同学生们所有的政治主张，但他向学生清楚地表达了对他们的爱国情怀的理解和同情——他将"相容、礼让、独立、自由"这些现代性的词汇纳入燕大的办学理念，同时不愿使大学制度成为压制这种情感的工具。
这种现代的、包容的办学理念让新生的燕大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却在美国给司徒雷登惹了不少麻烦——他在燕大的工作被美南长老会中的基要派写入《中国的现代主义》（Modernism in China）并展开多次批判，以至于司徒雷登不得不多次公开发表信仰告白，试图辩明他的神学正统性。
从校长到阶下囚
除了面对关于办学方针的争议，"我也知道梦想是要花钱的。"司徒雷登和同工们频繁穿梭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为燕京大学筹款，他不得不到处找门路求人捐钱、登门拜访许多名门望族。这项充满压力的任务甚至使他患上了神经性消化不良，以至于他在看到乞丐时都会心生感叹："我觉得自己和他都是丐帮的。"
即便如此，在整个筹款的过程中，他依旧谨慎地坚持两条原则："第一是不管能否筹到钱，都要让对方成为燕京大学和中国的朋友；第二条……资助者不能在资金的使用上对校方加以限制，同时也要对捐款的政策和目的完全了解。"这两条原则有力地维护了司徒雷登的道德声誉。
在多年努力下，1926年6月，燕京大学校园（简称燕园）落成。正当各院系陆续迁入新校址时，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因病去世，并被安葬于新校区旁边的燕大公墓，成为此处的第一位安葬者。
丧妻后的司徒雷登终身未娶，他要求住进学生公寓或者教学楼。但一对美国夫妇坚持要在位于校园中心地带的湖畔为他建一所校长官邸，这便是迄今仍伫立在燕园里的"临湖轩"，他只住其中一小间，客厅、餐厅和两三间卧室都作公用。
在校期间，司徒雷登每个周末都会邀请新生到这栋雅致的中式风格建筑里谈话，燕大毕业生、作家冰心回忆说："他不先开口，也不多说话。他给你机会，让你慢慢把话说完，然后用低沉的声音、诚恳的话语回答你。"她和丈夫的婚礼正是在临湖轩举行的，并由司徒雷登亲自主持。
在这个偌大的校园中，司徒雷登不仅能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每天都有人在经历生、婚、病、死——第一封短信是他寄的，第一束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的微笑、第一句同情的叹息，都可能来自他。"燕大学子回忆说，他始终在校园生活中用具体的行动践行著他的信仰。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不少大学都已陆续南迁或西迁，燕大该何去何从？
最后，司徒雷登做了决定：留下来。由于美国当时尚未参战，具有美国背景的燕大尚能维持有限的空间，他也不断帮助学生前往未被日军占领的自由区，为他们规划路线、沿途安排朋友接应并为学生预付资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战争，司徒雷登随即被日军关押。在四次长时间的审讯中，日本宪兵就学生秘密离开北平一事反复追问司徒雷登，他回答说："那些学生对我来说，就像自己的孩子。我有义务资助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愿意帮忙的人，是因为信任我。我已经是个老头了，就算少活两年也没什么关系。有关我自己的问题，我知无不言。如果要折磨我，也请随意。可我绝不会出卖那些忠心耿耿的同伴。"
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亦曾试探性地表示愿意每年给予燕大一大笔补贴，但被司徒雷登拒绝了："就连美国政府也没有给过燕大一分钱，燕大只接受私人自愿捐助，不接受任何形式上的政治款项。"这令日军惊讶万分：燕大竟然只是为了宗教和慈善事业而存在，并不存在与美国的政治勾连，但他们还是关押了这位老校长长达3年零8个月。
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得到的食物越来越少，质量也越来越差。冬天，屋子里非常冷，一日三餐都要在走廊里吃；有时候饭还没有吃完，杯子里的水就结了冰。到了夏天，屋子又因为狭窄而变得炎热难忍。"然而就在他们几乎对重获自由感到绝望时，1945年，战争忽然结束了。
"我恢复自由了。我开著车到处游荡。池中盛开的莲花、重游的故地，都是我留恋的风景。我像个孩子一样欢喜快乐。"司徒雷登徜徉在风光秀丽的北京，他期待著燕大也即将从战争的废墟中重获新生——然而时局却把他推向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
两党之间的调停者
1946年，70岁的司徒雷登被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任命为驻华大使。
彼时的中国刚由抗日胜利的欢乐气氛中逐渐转为混乱与不安，国共双方均手握军事筹码与政治诉求，试图透过谈判争取对己有利的局面。美方希望透过他促成一个由国民政府主导、共产党居于从属地位的亲美联合政府，也要防止苏联过度插手中国事务。当时，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林立树称"司徒雷登接受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各方对于司徒雷登的上任反应良好：除国民政府表示欢迎外，中共领袖周恩来也表示他本人"对司徒博士极其尊敬，并热烈欢迎其任命，此项任命邀得中国人民之深刻信赖"。上海《申报》亦发表社论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博士可以说是美国认识中国最清楚的第一人。"
他的日常很快被会议、电话、书信和各种外交事务填满，奔走于共产党领袖、国民政府以及第三势力之间，一方面试图促进国民党改革，另一方面试图促成国共谈判。
很多时候，谈判桌另一端的人就是他曾经在燕大教过的学生，或者曾经与他共事过的人。他深知中国人看重"关系"，试图凭借在中国多年积累的私人交谊来组建谈判小组。对此，林立树认为他高估了人性："在尔虞我诈、生死交关的政治斗争中，私人友谊不过是日后感慨、无奈的回忆而已，终敌不过集体阵营的利害。"
在这段时间的日记中，他也反省到了人性的复杂："我心里一种长期积压的矛盾在这一时期变得尖锐起来，就是我对中国两大党派的情感问题。"他意识到自己的朋友大多是国民党，才华与学识都令他佩服，"可是从获得政权的那天开始，国民党内部的坏现象就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一个无神论政党夺取了更多民心，"只要有变化，他们就觉得满足。……但那些为改变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发挥著良好作用的机构怎么办？它们都是基督教机构。"
实际上1947年初，美国就已经宣布结束调停国共冲突的工作；7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政党"，和谈大门随之关闭，中国局势急转直下，但司徒雷登仍然基于对中国的热爱与关怀，继续争取美国援助、推动政府改革、支持自由派人士组成联合政府。"他最大的梦想依然是中国在美国技术顾问、金钱赠与或借款援助之下，成为和平、统一、进步的国家。"林立树写道，"可惜这个梦想没有实现。"
司徒雷登坚持到了最后一刻。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撤离后，他甚至还留在南京试图与新政权对话，直到8月2日上午才飞离南京。半个月后，毛泽东即撰文《别了，司徒雷登》。文章抨击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将身为大使的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代表加以讨伐，称他"平素装著爱美国也爱中国"——这一论断长期影响了中国大陆公共叙事中的司徒雷登形象。
被重新接纳的司徒雷登
2008年司徒雷登归葬杭州后，各界人士开始跨越带有政治色彩的偏见与误解，重新讨论、理解这位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亦有人撰文回应毛泽东当年文章，《别不了，司徒雷登！》、《纪念那位用一生"假装"爱中国的人》等为司徒雷登正名的文章在网络流传，更多人开始重新认识这位为中国摆上一生的传教士。
恰逢司徒雷登诞辰150周年，跨文化交流机构"橄榄桥"（Olive Bridge) 今年在杭州、上海及南京举办"桥仍在——司徒雷登诞辰150周年历史文本朗读会"，以回顾司徒雷登的一生为线索，邀请各界学者参与圆桌对话。9月底，"橄榄桥"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圣经博物馆举行同名活动，有来自华盛顿特区及周边地区的30多位华人基督徒参加。
活动尾声，燕京大学校友后代吕德森先生总结说："他本身就是一座桥。"在中美两国之间、新旧路径之间，他办中西融合的高等教育、促国共两党和谈——司徒雷登的一生都处在文化、思想与道路的分歧中，拒绝简单站在任何一边。而他也因这种"中间位置"成为许多人怀疑批评的对象，但他始终愿意在坚守自身立场的同时，谦卑地聆听、理解与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