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8日，出自中共領袖毛澤東之手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以新華社社論形式公開發表。該文稱剛剛離開中國返美的司徒雷登「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後來這篇文章被選入中國義務教育中學課本，以至於在幾代中國人的印象中，司徒雷登這個名字幾乎成了「美帝國主義反動派」的代名詞——而這樣一種政治形象，也幾乎使司徒雷登最後的遺願無法實現。
一場等了46年的安葬
1955年，美國。
一位中風後長年臥病的老人留下遺囑，其中一項寫道：「我指令將我的遺體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于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與吾妻遺體為鄰；我並指令，如果此種安葬證實不可能，則上述骨灰可安葬於其他任何地方。」
7年後，老人在華盛頓去世，他就是司徒雷登。
其骨灰存放在其學生兼私人秘書傅涇波家中。傅曾三次向中國當局提出將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於其生前建立的燕京大學校園內、他的辦公之所「臨湖軒」——1986年此事曾獲中國有關部門同意，然而不久便傳來消息：有人聯名反對此次安葬，主要原因是「司徒雷登是毛主席點名批評的人」。於是，1987年中美駐美大使館正式通知傅涇波：此次安葬因故暫緩。
這一緩，就是21年。收到暫緩通知後的第二年，傅涇波就帶著未能完成老師遺願的遺憾離世。其子傅履仁體恤父親的心願，經與中美雙方及浙江省政府等多方協調，終於在2008年將存放在家中已經40多年的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於杭州半山安賢園。
充滿矛盾的早期生涯
在部分燕大校友心中，這個結果雖然不如與妻子合葬燕園圓滿，但對司徒雷登來說至少是算得上是「魂歸故里」——他生前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籍貫浙江，生長杭州，祖墓在西湖。」此言非虛。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於杭州耶穌堂弄美南長老會傳教團寓所，其父約翰·林頓·司徒（John Linton Stuart）與母親瑪麗·路易斯·霍頓（Mary Louisa Horton Stuart）均為在華宣教士，兩人將一生最寶貴的年華都獻給了中國，身後均葬於杭州西子湖畔。
司徒雷登在杭州生長到11歲，習得一口流利的杭州話。那時他經常跟隨父親到街頭和廟會佈道，卻因父親的工作收效甚微而對宣教工作的意義第一次產生了懷疑，他後來回憶：「想到當年的情景就覺得害怕：傳教士的大聲宣講並沒有什麼成效，人們對街頭的禮拜活動和祈禱活動只是好奇而已。……這種生活也沒有什麼思想或是學術上的有趣之處，也學不到東西。」
1887年司徒雷登與家人返美度假，這是他人生第一次踏上美利堅的土地，在這裡他首先感受到的是強烈的不適。他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從傳教士到大使》如此描述：「人們談到我母親當年把青春熱情播撒到中國的瘋狂舉動以及作為一名傳教士所做的犧牲，我們在學校成了同學們嘲弄的對象。」在外他常常面對不友善的詰問，在內也因「傳教士子女」的身分受到嚴格要求：「坐街車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去教堂是不對的，我們得週日早上走著去主日學校參加禮拜。……舞蹈和戲劇是被禁止的，這讓我們更多的是感到委屈。因為我們大多數表弟兄姊妹都可以參與這些世俗的娛樂活動，而由於我們的父母是傳教士，所以我們不行。」這些經歷使得他對傳教士的生活產生了深深的反感。
此後的十幾年間，他先後於維吉尼亞州的潘托普斯學院（Pantops Academy）、漢普頓·悉尼學院(Hampden-Sydney College)與維吉尼亞州里士滿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Richmond, Virginia)就讀。雖然對嚴格的宗教戒律和傳教士的工作一直存在反感，但當時「學生海外傳教志願運動」正在積極招募能夠從事傳教工作的大學生。在那股思想浪潮中，他逐漸接受了一種觀點：如果一個人真正、完全地跟隨耶穌，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則他理應願意成為一名海外傳教士。但他在回憶錄中坦言：「我非常確定我是不願意的。」
但命運還是把他推到了那個決定性的晚上——他在自己對傳教工作的成見、反感之中掙扎到天明。最終他決定放手一試：「我決定當一名傳教士，證明給我自己，基督教是我的最高價值所在。」做出這個決定後，筋疲力盡的他終於進入了夢鄉。
醒來後他沒有反悔，而是感到滿意、解脫甚至是充滿熱情。就這樣，他在1904年攜同為傳教士的妻子路愛玲（Aline Rodd）被差往中國，他的人生重新回到了杭州。
1904年司徒雷登經由上海轉赴杭州。當他看到父親畢生的勞苦只換來教堂裡的那麼幾位貧窮的教友，「我那些早先的厭惡感又復活了。」縱然需要與內心的不適持續對抗，他還是選擇做應該做的事——由於闊別杭州已近18年，他必須重新學習中文；在經歷一年左右的學習後，他開始在廣袤的杭州北部農村工作。由於杭州水路豐富，所以他經常乘坐著一條搭建了蓬屋的船在運河沿岸穿梭，去到群眾家裡傳教、與人接觸。後來司徒雷登如此回憶這段早期傳教工作的意義：「它讓我深深浸入了中國式的生活。以後的日子當我處理行政事務的時候，這段經歷對我很有好處，讓我能夠放下身段、踏實地工作。」
但那種對傳教工作的懷疑似乎始終未曾散去。在回憶錄中，他承認那時他對父輩的傳教方式持消極的看法：「（傳教）主要是讓人接受一種嚴格、壓抑和程式化的教義」；他也意識到中國當時貧弱戰亂的處境使得湧入教會的人群並非出於信仰，而是出於尋求庇護，與此同時許多宣教士只關心人數增長一類的淺薄成果，而不去「努力為人們展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對傳統傳教模式的懷疑，成為他後來轉向教育工作的契機：1908年，司徒雷登應邀前往南京出任金陵神學院希臘文教授。
思想的岔路口
據他回憶，在金陵神學院任教的經歷使他「不可避免地要思考關於保守或是自由、正統或是現代的有關問題。」而他漸漸意識到自己所屬的傳統、所受的訓練屬於前者，但「直覺上的意識和後來批判性的學習卻把我引向了後者」。
從歷史來看，司徒雷登所經歷的思考並非偶然。19世紀下半期到20世紀，美國新教內部已經出現「如何面對現代知識」的分歧，而他所謂「直覺上的意識和批判性的學習」在該語境下很有可能是指源於18世紀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科學精神與歷史批判方法。與此同時，美國新教中較為保守的一派正對啟蒙運動對基督教正統權威性的衝擊感到不安。
這種不安也被傳教士們帶到了禾場上，司徒雷登在回憶錄裡對此略有抱怨：「蘇北傳教區的成員總是調查我們教職員工中一個或某些人的正統性，我本人就是他們經常非議的對象。」
美國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指出，在19世紀下半期，西方新教傳教士們有兩種基本路線：一條更重視直接佈道、建立教會和個人歸信，以戴德生所在的內地會為典型；另一條則更強調透過教育、文化交流、社會改革等方式影響中國社會，李提摩太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縱然有分歧，但大部分傳教士仍然保持總體團結，1907年在上海召開的中華百週年紀念傳教大會（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即顯出這種分歧之中的共識：「教會的差傳是為了以言行，藉助一個活生生的和普遍存在的基督社會來向普天之下的萬民傳揚神子人子和我主耶穌基督的福音，並使在基督中啟示的上帝的榮耀的知識照亮全世界。」姚西伊博士對此次會議的評價是：福音的傳播依然是傳教的核心任務，而基督徒對於此世的責任也得到了承認，例如辦教育、醫療和慈善機構——「拯救靈魂」與「改造社會」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
對於身處爭議漩渦中的司徒雷登本人而言，他對信仰以及老一輩傳教士的言傳身教的尊重，讓現代知識所造成的「衝突消融了」。但爭議沒有停止。他的一段講座筆記仍被當作「現代主義思潮在中國」的負面範例，由達拉斯神學院聯合創始人之一的格里菲斯·托馬斯博士（W. H. Griffith Thomas）寫進文章，於1921年發表在《普林斯頓神學評論》（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上，以至於當他再次回到美國時不得不面對投訴、接受調查和質詢。
但最終美國南方長老會在1926年9月29日發布社論為他正名：「沒有人像司徒博士那樣用心對待神學，也從未有人像他這樣讓長老會堅信其對信仰的虔誠程度。長老會感到對司徒博士的攻擊是完全沒有理由、沒有根據的。他沒有把這件事擴大成一個公開的爭論，而是把事情交給長老會內部來處理，而自己卻默默地在遙遠的中國做著偉大的工作。這些都表明了他高度地具有基督教的精神。」
兩難之間的燕大
1918年，司徒雷登收到差會邀請，前往北平（現北京）接手一個聯合大學的籌建工作。這所新大學將由三所小規模的教會大學合併，分別是由衛理公會創辦的「匯文書院」、長老會及公理會合辦的「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以及公理會創辦的「通州協和大學」，而三方在合併事宜上還有很多爭議。
「那是一個沒希望解決的混亂局面。」司徒雷登回憶說，「除非能調解好這些不同意見，否則北平很難有一個欣欣向榮的基督教大學。」
而他當時只想安心在教學和研究方面進深，因此第一反應是婉拒。然而幾週後，在南京和北平方面的催促下，他還是勉強同意看看具體情況再說。1919年1月，司徒雷登頂著猛烈刺骨的西北風來到了北平城北的長老會傳教區。尚未決定要接受建校任務的司徒雷登主持關於校名的爭論整整三天，當「燕京大學」這一名字浮現出來，長久的爭議忽然就平息了：「『燕京』這個美好的詞彙是指『古代燕國的首都』，它被中國人看成是對北京的詩意稱呼。……這個名字令所有人都滿意。」
一個夢使他相信這個艱難的任務是上帝給他的使命：「在我腦中，醞釀著這樣一個未來的基督教大學——這個迷人的古城、中國政治和文化的首都，它能夠兼容並包，成為各種新政策的自由試驗田。」
燕大選址於距離頤和園不遠、交通便利、風景秀麗的一片土地，試圖構建一座中國風格與現代建築潮流相結合的校園，為此特別聘請了美國著名建築設計師亨利·墨菲（Henry Murphy）進行中西合璧的校園設計。「大樓的外觀線條流暢、氣勢恢弘、雕梁畫棟、青磚朱瓦。」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如此介紹，「而主結構全部用加強的水泥建造，裝上了現代的照明、暖氣和水管。」
這樣的建築本身便是司徒雷登教育理想的象徵——和他備受爭議的神學觀點一樣，他的教育理念也一直面對一些可能彼此衝突的目標，其中最為矚目的問題是：一所大學如何既遵循基督教目標，又保持卓越的學術標準？
司徒雷登很清楚，燕京大學的之所以能夠誕生，很大程度上正因為它是基督教宣教事業的一部分，這也是燕大向海外教會和捐助者爭取資金的重要理由；但如果一所大學僅僅成為傳教工作的附屬機構，它又很難成為司徒雷登所期待的、具有真正學術生命力的現代大學。為此他提出了幾項非常具體的原則：不強迫學生參加教堂活動或其他宗教活動，不給予基督徒學術上的傾斜，不給拒絕信教者設置障礙。同時另設「燕大基督教社」來管理校園宗教生活，使之與大學行政體系分離的同時也能夠為信仰的自發成長提供空間、設施等支持，透過校園內的共同生活、基督徒的品格見證來呈現基督教精神。
燕大誕生於中國民族危機頻發的年代，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把「燕京大學到底屬不屬於中國？」的問題推到司徒雷登面前，他必須為燕大尋找在中國的定位。
彼時中國知識分子試圖從諸多西方思潮中尋找「救亡圖存」的道路。他們沒有選擇基督教，而是轉向科學主義、理性主義、共產主義。對此，部分傳教士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發出警告：「對我們基督教傳教士的工作潛在的危險並非拜偶像、迷信、祭祖乃至公開的抵抗，而是日益高漲的唯物主義與不可知論的浪潮。」燕大創校初期的192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將基督教視為「洋教」、「帝國主義文化侵略」，進而掀起了一場反對基督教的「非基運動」。作為一所基督教大學，燕大該如何存在？作為基督教傳教士的司徒雷登並不認同學生們所有的政治主張，但他向學生清楚地表達了對他們的愛國情懷的理解和同情——他將「相容、禮讓、獨立、自由」這些現代性的詞彙納入燕大的辦學理念，同時不願使大學制度成為壓制這種情感的工具。
這種現代的、包容的辦學理念讓新生的燕大在中國站穩了腳跟，卻在美國給司徒雷登惹了不少麻煩——他在燕大的工作被美南長老會中的基要派寫入《中國的現代主義》（Modernism in China）並展開多次批判，以至於司徒雷登不得不多次公開發表信仰告白，試圖辯明他的神學正統性。
從校長到階下囚
除了面對關於辦學方針的爭議，「我也知道夢想是要花錢的。」司徒雷登和同工們頻繁穿梭於中國和美國之間為燕京大學籌款，他不得不到處找門路求人捐錢、登門拜訪許多名門望族。這項充滿壓力的任務甚至使他患上了神經性消化不良，以至於他在看到乞丐時都會心生感嘆：「我覺得自己和他都是丐幫的。」
即便如此，在整個籌款的過程中，他依舊謹慎地堅持兩條原則：「第一是不管能否籌到錢，都要讓對方成為燕京大學和中國的朋友；第二條……資助者不能在資金的使用上對校方加以限制，同時也要對捐款的政策和目的完全了解。」這兩條原則有力地維護了司徒雷登的道德聲譽。
在多年努力下，1926年6月，燕京大學校園（簡稱燕園）落成。正當各院系陸續遷入新校址時，司徒雷登的妻子路愛玲因病去世，並被安葬於新校區旁邊的燕大公墓，成為此處的第一位安葬者。
喪妻後的司徒雷登終身未娶，他要求住進學生公寓或者教學樓。但一對美國夫婦堅持要在位於校園中心地帶的湖畔為他建一所校長官邸，這便是迄今仍佇立在燕園裡的「臨湖軒」，他只住其中一小間，客廳、餐廳和兩三間臥室都作公用。
在校期間，司徒雷登每個週末都會邀請新生到這棟雅緻的中式風格建築裡談話，燕大畢業生、作家冰心回憶說：「他不先開口，也不多說話。他給你機會，讓你慢慢把話說完，然後用低沉的聲音、誠懇的話語回答你。」她和丈夫的婚禮正是在臨湖軒舉行的，並由司徒雷登親自主持。
在這個偌大的校園中，司徒雷登不僅能叫出每個學生的名字，「每天都有人在經歷生、婚、病、死——第一封短信是他寄的，第一束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的微笑、第一句同情的嘆息，都可能來自他。」燕大學子回憶說，他始終在校園生活中用具體的行動踐行著他的信仰。
然而好景不長，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軍佔領北平，不少大學都已陸續南遷或西遷，燕大該何去何從？
最後，司徒雷登做了決定：留下來。由於美國當時尚未參戰，具有美國背景的燕大尚能維持有限的空間，他也不斷幫助學生前往未被日軍佔領的自由區，為他們規劃路線、沿途安排朋友接應並為學生預付資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加入戰爭，司徒雷登隨即被日軍關押。在四次長時間的審訊中，日本憲兵就學生秘密離開北平一事反覆追問司徒雷登，他回答說：「那些學生對我來說，就像自己的孩子。我有義務資助他們去他們想去的地方。願意幫忙的人，是因為信任我。我已經是個老頭了，就算少活兩年也沒什麼關係。有關我自己的問題，我知無不言。如果要折磨我，也請隨意。可我絕不會出賣那些忠心耿耿的同伴。」
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亦曾試探性地表示願意每年給予燕大一大筆補貼，但被司徒雷登拒絕了：「就連美國政府也沒有給過燕大一分錢，燕大只接受私人自願捐助，不接受任何形式上的政治款項。」這令日軍驚訝萬分：燕大竟然只是為了宗教和慈善事業而存在，並不存在與美國的政治勾連，但他們還是關押了這位老校長長達3年零8個月。
司徒雷登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得到的食物越來越少，質量也越來越差。冬天，屋子裡非常冷，一日三餐都要在走廊裡吃；有時候飯還沒有吃完，杯子裡的水就結了冰。到了夏天，屋子又因為狹窄而變得炎熱難忍。」然而就在他們幾乎對重獲自由感到絕望時，1945年，戰爭忽然結束了。
「我恢復自由了。我開著車到處遊蕩。池中盛開的蓮花、重遊的故地，都是我留戀的風景。我像個孩子一樣歡喜快樂。」司徒雷登徜徉在風光秀麗的北京，他期待著燕大也即將從戰爭的廢墟中重獲新生——然而時局卻把他推向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位置。
兩黨之間的調停者
1946年，70歲的司徒雷登被時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任命為駐華大使。
彼時的中國剛由抗日勝利的歡樂氣氛中逐漸轉為混亂與不安，國共雙方均手握軍事籌碼與政治訴求，試圖透過談判爭取對己有利的局面。美方希望透過他促成一個由國民政府主導、共產黨居於從屬地位的親美聯合政府，也要防止蘇聯過度插手中國事務。當時，台灣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林立樹稱「司徒雷登接受了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然而各方對於司徒雷登的上任反應良好：除國民政府表示歡迎外，中共領袖周恩來也表示他本人「對司徒博士極其尊敬，並熱烈歡迎其任命，此項任命邀得中國人民之深刻信賴」。上海《申報》亦發表社論表示歡迎：「司徒雷登博士可以說是美國認識中國最清楚的第一人。」
他的日常很快被會議、電話、書信和各種外交事務填滿，奔走於共產黨領袖、國民政府以及第三勢力之間，一方面試圖促進國民黨改革，另一方面試圖促成國共談判。
很多時候，談判桌另一端的人就是他曾經在燕大教過的學生，或者曾經與他共事過的人。他深知中國人看重「關係」，試圖憑藉在中國多年積累的私人交誼來組建談判小組。對此，林立樹認為他高估了人性：「在爾虞我詐、生死交關的政治鬥爭中，私人友誼不過是日後感慨、無奈的回憶而已，終敵不過集體陣營的利害。」
在這段時間的日記中，他也反省到了人性的複雜：「我心裡一種長期積壓的矛盾在這一時期變得尖銳起來，就是我對中國兩大黨派的情感問題。」他意識到自己的朋友大多是國民黨，才華與學識都令他佩服，「可是從獲得政權的那天開始，國民黨內部的壞現象就沒有停止過。」與此同時，一個無神論政黨奪取了更多民心，「只要有變化，他們就覺得滿足。……但那些為改變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發揮著良好作用的機構怎麼辦？它們都是基督教機構。」
實際上1947年初，美國就已經宣布結束調停國共衝突的工作；7月4日，國民政府宣布共產黨為「非法政黨」，和談大門隨之關閉，中國局勢急轉直下，但司徒雷登仍然基於對中國的熱愛與關懷，繼續爭取美國援助、推動政府改革、支持自由派人士組成聯合政府。「他最大的夢想依然是中國在美國技術顧問、金錢贈與或借款援助之下，成為和平、統一、進步的國家。」林立樹寫道，「可惜這個夢想沒有實現。」
司徒雷登堅持到了最後一刻。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進入南京、國民政府撤離後，他甚至還留在南京試圖與新政權對話，直到8月2日上午才飛離南京。半個月後，毛澤東即撰文《別了，司徒雷登》。文章抨擊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將身為大使的司徒雷登作為美國的代表加以討伐，稱他「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這一論斷長期影響了中國大陸公共敘事中的司徒雷登形象。
被重新接納的司徒雷登
2008年司徒雷登歸葬杭州後，各界人士開始跨越帶有政治色彩的偏見與誤解，重新討論、理解這位在中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美國傳教士，亦有人撰文回應毛澤東當年文章，《別不了，司徒雷登！》、《紀念那位用一生「假裝」愛中國的人》等為司徒雷登正名的文章在網絡流傳，更多人開始重新認識這位為中國擺上一生的傳教士。
恰逢司徒雷登誕辰150週年，跨文化交流機構「橄欖橋」（Olive Bridge) 今年在杭州、上海及南京舉辦「橋仍在——司徒雷登誕辰150週年歷史文本朗讀會」，以回顧司徒雷登的一生為線索，邀請各界學者參與圓桌對話。9月底，「橄欖橋」更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聖經博物館舉行同名活動，有來自華盛頓特區及周邊地區的30多位華人基督徒參加。
活動尾聲，燕京大學校友後代呂德森先生總結說：「他本身就是一座橋。」在中美兩國之間、新舊路徑之間，他辦中西融合的高等教育、促國共兩黨和談——司徒雷登的一生都處在文化、思想與道路的分歧中，拒絕簡單站在任何一邊。而他也因這種「中間位置」成為許多人懷疑批評的對象，但他始終願意在堅守自身立場的同時，謙卑地聆聽、理解與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