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躺平"就是没有上进心?谢思熹博士谈内在动力如何被唤醒

从社创实践到生命陪伴 他看见青年从无助走向助人

谢思熹博士
社创校园创办人谢思熹博士。图片为《基督日报》过往报导〈社企改变城市DNA?谢思熹:还原人的基本价值〉所使用的资料图片,与本次《使命门徒》访谈无关。 | 基督日报资料图片

当一名年轻人看似对升学、工作甚至人生失去动力,问题一定出在他不够努力吗?社创校园创办人、丰盛社企学会董事兼首席架构师、汉语网络神学院牧职培育系专任讲师谢思熹博士的观察没有这么简单。在他多年接触青年的经验中,一些被形容为"躺平"或"低动机"的年轻人,未必真的没有想做的事。面对人工智能冲击就业、经济前景不明,以及主流社会预设的升学与职涯轨道,他们有时只是降低期待,以自己的方式寻找当下的安稳。

"『躺平』或『低动机』往往是一种自我期望的调节与自我保护机制。"谢博士说。他更关注的是,在主流社会设定的固定轨道之外,成年人是否给过年轻人足够的空间,让他们探索其他可能。

日前,谢博士在世界华福中心《使命门徒》节目中,分享多年推动社会创新教育的经验。从走进数百所中小学,到研究青年如何在社创实践中经历转变,他所谈的"内在动力",并非靠成年人催促而来,而是让青年从自身的兴趣、能力与生命经验出发,逐步接触真实的社会需要,在实际行动中寻找自己的方向。

当课堂上的一封信真的换来700张膏药

谢博士投入社创教育,源于早年一项关于神学、经济与基督徒社会企业家的研究。研究完成后,团队开始思考,如何在香港中文大学原本支援中学教学与价值观培育的项目中加入创新实践。他们结合中大的经验与学校网络,以及丰盛社企学会等团体的资源,成立"社创校园",希望把社会创新和关怀社会的价值带进校园,让学生亲身实践。

这项工作至今已走过12年,接触近500所中小学。谢博士认为,它能带来改变,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接触的不再只是课本里的"服务"与"关怀",而是真实的人和真实的问题。过去,学生很少接触社工、教师以外的具体榜样;如今他们看见社企创办人如何面对困难、服事弱势群体,又如何把社会关怀发展成长期工作,从中看见不同的人生可能。

他举例,一些学生原本在中文课学习实用文写作,觉得内容枯燥。后来他们留意到社区长者受痛症困扰,于是写信给药厂,希望取得200张止痛膏药,药厂最后竟然寄来了700张。原本只是课堂上的写作技能,因此与社区里具体的人产生了连结。谢博士形容,这些经验不只影响学生,也使教师重新思考:"原来教育可以真实接触到长者,原来课堂有无限可能。"

另一所学校的学生原本热衷玩遥控车,后来开始思考能否利用遥控船协助清理河道的垃圾,最终改善了附近环境的异味问题。对谢博士而言,这些案例让学生把原有的兴趣带进真实社区,在实践中看见自己的能力可以如何回应别人的需要。

从"我无助"走到"我能够帮助他人"

不过,谢博士对青年转化的理解并不止于培养兴趣。他的博士研究聚焦青年如何透过社创经历转变,并将这个过程归纳为三个层次:首先是透过实际接触,打破网络上的偏见与标签;其次是在探究社区问题时,发现现实比网络或书本描述的更复杂;更深一层,部分青年开始重新整理自己曾经历的成长创伤。

一次探访中,一群学生与单亲新移民家庭一起制作手作花。其中一名有跨境、新移民家庭背景的学生坦言,自己过去受网络言论影响,一直认为新移民母亲来港只是为了"骗综援、骗钱",甚至因此嫌弃自己的母亲。直到亲身走进另一个家庭,看见这位单亲母亲如何工作养家,也听见她分享生命中的转变,他才开始反思原先从网络得来的印象。

更深的一层,发生在一些青年开始把自己受伤的经历与别人的需要连接起来的时候。谢博士观察,一些持续投入社创三、四年的青年,之所以长期关心某个议题,往往与自己的成长经验有关。他们可能曾遭遇校园欺凌、来自单亲家庭,或经历过一段极度无助的日子。已发生的事情不能改变,但当他们开始帮助有相似经历的人,那段记忆对他们的意义也可能随之改变。

谢博士以一句话形容这种转变:"因为我曾经那样痛过,所以我更能理解他们的需要与感受。"

不久前,他再次与几名已毕业六、七年的青年见面。他们读大学时曾受情绪困扰,也觉得一些大型机构只叫人"正面点",无法真正帮助他们,于是自行建立青年精神健康支援与科技倾谈平台。多年来收入微薄,有时甚至要刷信用卡垫付开支,但他们仍持续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大学同辈,自己也在服务中逐渐重新整理过往的经历。

"由『我无助』到『我被助』,再到『我能够帮助他人』。"谢博士这样概括他所观察到的转化路径。在他看来,青年曾有的无力经验,可以在帮助处境相似的人时,逐步转化为自主能力,成为持续行动的内在动机。

曾经旁观欺凌 后来用"密室逃脱"游戏寻找另一种回应

一群中学生设计的反欺凌项目,让这种转变更加具体。谢博士回忆,当年参与项目的几名男学生各自带著不同的创伤记忆。有人曾遭受欺凌;也有人并非受害者,却因自己曾是"旁观者",看见欺凌发生却没有出手制止,此后一直感到内疚。

他们后来把年轻人熟悉的"密室逃脱"游戏与反欺凌概念结合,并参考日本相关研究,把焦点放在增加主动制止欺凌的人、减少旁观者,据此设计游戏机制。项目后来在比赛中获奖,学生又与大学生团队合作,取得10万港元资助。

升学后,这群学生没有继续营运项目,但谢博士至今仍与部分核心成员保持联系。有些人学业成绩并不突出,却因这段经历获大专院校破格录取;后来有人当上潜水教练,也有人投身护理行业。谢博士形容,当年的项目虽然没有延续下去,"那颗助人的种子"仍在影响他们后来的人生。

"低动机"背后,也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

这些经验也影响了谢博士如何理解社会所说的青年"躺平"。他提到,人工智能冲击就业、经济前景不明等剧烈变化,同样给成年人带来压力,放到青年身上,压力可能更加明显。因此,他不倾向简单地把"低动机"理解为年轻人不愿努力。

"成年人随遇而安会被夸赞为『懂生活』,而学生表现出来却被社会斥责为『低动机、躺平』。"谢博士说。在他看来,真正该问的是,青年是否有空间走出一条不同于主流的路。

他曾接触一名希望环游世界、却缺乏足够资金的学生。经过讨论,这名学生选择在亚洲不同城市一边远程工作、一边旅居。谢博士认为这是一种有价值的人生体验与目标,不应因为它偏离一般升学、就业的道路便予以否定。

他也以学校的升学辅导为例,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一名学生真心想成为职业足球员,学校却因为觉得当教练在香港更有保障,而劝他去考足球教练证书,看似提供了一条更稳定的路,却未必回应青年真正想做的事。"教练和球员完全是两码事,我们有没有真正给过这群年轻人出路?"他问。

在今年以"2050年的世界"为主题的营会中,谢博士把寻找方向分成三个步骤:先找出自己喜欢做什么,再探索自己最擅长什么,最后才思考社会需要自己做什么。他认为,现实社会对青年的期待往往把次序倒过来,先告诉他们应取得什么学历、收入或社会位置,再要求他们进入既定轨道;而他和团队所做的,是先倾听青年"内心真正的渴望",再陪伴他们探索自己的长处,以及这些长处与社会需要之间的连结。

陪伴不是替年轻人把答案决定好

这套对青年工作的理解,也延伸到谢博士对信仰与陪伴的思考。社创客并非以传统基督教机构的形式运作,但他提到,纪治兴博士等创办人都深受基督信仰影响。早年他曾问纪博士,机构是否只招募基督徒,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担心,若团队全由基督徒组成,机构容易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温室",难以真正影响外面的人。

因此,谢博士说,他们在工作中不刻意张扬教条,而是先透过实际相处建立关系。一些与团队相处已久的青年,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甚至对他说:"如果基督徒都像你们这样,愿意无私帮人、耐心听我们倾诉而不妄加评判,我们真的完全不抗拒。"

谢博士也听过一些青年诉说,自己遇到问题时,身为基督徒的父母只叫他们祷告,却没有先听听他们正在经历什么。因此,他把"倾听"放在陪伴的首位:"我们首要的职责,是做好倾听、记住他们的故事,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被看重、被珍惜的。"

一名被派入不适合自己的大专科系的学生,曾面对是否退学的抉择。周围的人都劝他先熬到毕业,但谢博士和团队没有替他作决定,而是在说明退学后可能无法重返大学的风险之后告诉他:"如果这是你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我们绝不会阻止你……未来几年我们会一路陪伴你走过去。"这名学生后来重新考入大学,GPA明显提升,如今正攻读言语治疗硕士,也逐渐确立自己将来希望服事的群体。

另一名曾住过儿童院的青年,过去生活习惯很差,甚至要社工用特别方法叫他起床。后来有一天,他为了准时上班,宁愿自掏腰包搭计程车,即使车费可能抵掉一、两个小时的工资。谢博士把这个细节视为青年开始为自己负责的成长例子,也说明他所关注的改变,未必首先反映在考试分数或传统意义上的成就。

让学校重新与真实社区连起来

如今,谢博士担任赛马会"成长基地"计划总监,主力支援20所小学,并透过不同基金协助多所中学推动学校转型。在中学,他们推行24课节的社创课程,把社区服务融入常规学习;在特殊学校,他们建立沉浸式科技空间,让自闭症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青年先在安全环境中模拟点餐、乘搭港铁及巴士,熟练后再进入真实社区;一些学校也设立资源回收站、长者中心或领养猫舍,让校园与周边社区建立更多连结。

谢博士认为,这些工作是让教育重新接上它原有的社会功能。他回顾香港早期一些教会学校,本来就与贫困家庭和社区服务紧密相连,从派饭、提供免费教育,到以校服减少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都反映学校与社区的紧密关系。在一所天主教学校分享时,他曾将教育概括为三个层面的复和:"人与人的复和、人与上帝的复和、人与自然(生态)的复和。"

在他描绘的"未来学校"中,教育还包括幸福感与自我价值、共融与社区关怀、科技向善,以及与自然共处等向度。他期望学生逐步成为"具有内在动力的自主改变者",教师也能在陪伴学生的过程中继续成长。

在谢博士的分享中,这样的"转化"并不只发生在课堂,也不以一个社创项目成败来衡量。从曾经嫌弃新移民母亲的学生,到把欺凌经验转化为反欺凌行动的中学生,再到重新选择升学方向的青年,他反复提到的,是成年人能否先留下空间,让年轻人的故事被听见,并陪伴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探索自己的方向。

访谈最后,谈到基督徒可以如何参与青年教育,谢博士首先提到的,也是成为年轻人的生命导师。他说:"只要你愿意带著基督爱与接纳的样式去倾听他们、与他们建立真实的生命连结,而非急于拉他们去教会,我们都极其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