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躺平」就是沒有上進心?謝思熹博士談內在動力如何被喚醒

從社創實踐到生命陪伴 他看見青年從無助走向助人

謝思熹博士
社創校園創辦人謝思熹博士。圖片為《基督日報》過往報導〈社企改變城市DNA?謝思熹:還原人的基本價值〉所使用的資料圖片,與本次《使命門徒》訪談無關。 | 基督日報資料圖片

當一名年輕人看似對升學、工作甚至人生失去動力,問題一定出在他不夠努力嗎?社創校園創辦人、豐盛社企學會董事兼首席架構師、漢語網絡神學院牧職培育系專任講師謝思熹博士的觀察沒有這麼簡單。在他多年接觸青年的經驗中,一些被形容為「躺平」或「低動機」的年輕人,未必真的沒有想做的事。面對人工智能衝擊就業、經濟前景不明,以及主流社會預設的升學與職涯軌道,他們有時只是降低期待,以自己的方式尋找當下的安穩。

「『躺平』或『低動機』往往是一種自我期望的調節與自我保護機制。」謝博士說。他更關注的是,在主流社會設定的固定軌道之外,成年人是否給過年輕人足夠的空間,讓他們探索其他可能。

日前,謝博士在世界華福中心《使命門徒》節目中,分享多年推動社會創新教育的經驗。從走進數百所中小學,到研究青年如何在社創實踐中經歷轉變,他所談的「內在動力」,並非靠成年人催促而來,而是讓青年從自身的興趣、能力與生命經驗出發,逐步接觸真實的社會需要,在實際行動中尋找自己的方向。

當課堂上的一封信真的換來700張膏藥

謝博士投入社創教育,源於早年一項關於神學、經濟與基督徒社會企業家的研究。研究完成後,團隊開始思考,如何在香港中文大學原本支援中學教學與價值觀培育的項目中加入創新實踐。他們結合中大的經驗與學校網絡,以及豐盛社企學會等團體的資源,成立「社創校園」,希望把社會創新和關懷社會的價值帶進校園,讓學生親身實踐。

這項工作至今已走過12年,接觸近500所中小學。謝博士認為,它能帶來改變,一個重要原因是學生接觸的不再只是課本裡的「服務」與「關懷」,而是真實的人和真實的問題。過去,學生很少接觸社工、教師以外的具體榜樣;如今他們看見社企創辦人如何面對困難、服事弱勢群體,又如何把社會關懷發展成長期工作,從中看見不同的人生可能。

他舉例,一些學生原本在中文課學習實用文寫作,覺得內容枯燥。後來他們留意到社區長者受痛症困擾,於是寫信給藥廠,希望取得200張止痛膏藥,藥廠最後竟然寄來了700張。原本只是課堂上的寫作技能,因此與社區裡具體的人產生了連結。謝博士形容,這些經驗不只影響學生,也使教師重新思考:「原來教育可以真實接觸到長者,原來課堂有無限可能。」

另一所學校的學生原本熱衷玩遙控車,後來開始思考能否利用遙控船協助清理河道的垃圾,最終改善了附近環境的異味問題。對謝博士而言,這些案例讓學生把原有的興趣帶進真實社區,在實踐中看見自己的能力可以如何回應別人的需要。

從「我無助」走到「我能夠幫助他人」

不過,謝博士對青年轉化的理解並不止於培養興趣。他的博士研究聚焦青年如何透過社創經歷轉變,並將這個過程歸納為三個層次:首先是透過實際接觸,打破網絡上的偏見與標籤;其次是在探究社區問題時,發現現實比網絡或書本描述的更複雜;更深一層,部分青年開始重新整理自己曾經歷的成長創傷。

一次探訪中,一群學生與單親新移民家庭一起製作手作花。其中一名有跨境、新移民家庭背景的學生坦言,自己過去受網絡言論影響,一直認為新移民母親來港只是為了「騙綜援、騙錢」,甚至因此嫌棄自己的母親。直到親身走進另一個家庭,看見這位單親母親如何工作養家,也聽見她分享生命中的轉變,他才開始反思原先從網絡得來的印象。

更深的一層,發生在一些青年開始把自己受傷的經歷與別人的需要連接起來的時候。謝博士觀察,一些持續投入社創三、四年的青年,之所以長期關心某個議題,往往與自己的成長經驗有關。他們可能曾遭遇校園欺凌、來自單親家庭,或經歷過一段極度無助的日子。已發生的事情不能改變,但當他們開始幫助有相似經歷的人,那段記憶對他們的意義也可能隨之改變。

謝博士以一句話形容這種轉變:「因為我曾經那樣痛過,所以我更能理解他們的需要與感受。」

不久前,他再次與幾名已畢業六、七年的青年見面。他們讀大學時曾受情緒困擾,也覺得一些大型機構只叫人「正面點」,無法真正幫助他們,於是自行建立青年精神健康支援與科技傾談平台。多年來收入微薄,有時甚至要刷信用卡墊付開支,但他們仍持續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大學同輩,自己也在服務中逐漸重新整理過往的經歷。

「由『我無助』到『我被助』,再到『我能夠幫助他人』。」謝博士這樣概括他所觀察到的轉化路徑。在他看來,青年曾有的無力經驗,可以在幫助處境相似的人時,逐步轉化為自主能力,成為持續行動的內在動機。

曾經旁觀欺凌 後來用「密室逃脫」遊戲尋找另一種回應

一群中學生設計的反欺凌項目,讓這種轉變更加具體。謝博士回憶,當年參與項目的幾名男學生各自帶著不同的創傷記憶。有人曾遭受欺凌;也有人並非受害者,卻因自己曾是「旁觀者」,看見欺凌發生卻沒有出手制止,此後一直感到內疚。

他們後來把年輕人熟悉的「密室逃脫」遊戲與反欺凌概念結合,並參考日本相關研究,把焦點放在增加主動制止欺凌的人、減少旁觀者,據此設計遊戲機制。項目後來在比賽中獲獎,學生又與大學生團隊合作,取得10萬港元資助。

升學後,這群學生沒有繼續營運項目,但謝博士至今仍與部分核心成員保持聯繫。有些人學業成績並不突出,卻因這段經歷獲大專院校破格錄取;後來有人當上潛水教練,也有人投身護理行業。謝博士形容,當年的項目雖然沒有延續下去,「那顆助人的種子」仍在影響他們後來的人生。

「低動機」背後,也可能是一種自我保護

這些經驗也影響了謝博士如何理解社會所說的青年「躺平」。他提到,人工智能衝擊就業、經濟前景不明等劇烈變化,同樣給成年人帶來壓力,放到青年身上,壓力可能更加明顯。因此,他不傾向簡單地把「低動機」理解為年輕人不願努力。

「成年人隨遇而安會被誇讚為『懂生活』,而學生表現出來卻被社會斥責為『低動機、躺平』。」謝博士說。在他看來,真正該問的是,青年是否有空間走出一條不同於主流的路。

他曾接觸一名希望環遊世界、卻缺乏足夠資金的學生。經過討論,這名學生選擇在亞洲不同城市一邊遠程工作、一邊旅居。謝博士認為這是一種有價值的人生體驗與目標,不應因為它偏離一般升學、就業的道路便予以否定。

他也以學校的升學輔導為例,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一名學生真心想成為職業足球員,學校卻因為覺得當教練在香港更有保障,而勸他去考足球教練證書,看似提供了一條更穩定的路,卻未必回應青年真正想做的事。「教練和球員完全是兩碼事,我們有沒有真正給過這群年輕人出路?」他問。

在今年以「2050年的世界」為主題的營會中,謝博士把尋找方向分成三個步驟:先找出自己喜歡做什麼,再探索自己最擅長什麼,最後才思考社會需要自己做什麼。他認為,現實社會對青年的期待往往把次序倒過來,先告訴他們應取得什麼學歷、收入或社會位置,再要求他們進入既定軌道;而他和團隊所做的,是先傾聽青年「內心真正的渴望」,再陪伴他們探索自己的長處,以及這些長處與社會需要之間的連結。

陪伴不是替年輕人把答案決定好

這套對青年工作的理解,也延伸到謝博士對信仰與陪伴的思考。社創客並非以傳統基督教機構的形式運作,但他提到,紀治興博士等創辦人都深受基督信仰影響。早年他曾問紀博士,機構是否只招募基督徒,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們擔心,若團隊全由基督徒組成,機構容易變成一個「自我封閉的溫室」,難以真正影響外面的人。

因此,謝博士說,他們在工作中不刻意張揚教條,而是先透過實際相處建立關係。一些與團隊相處已久的青年,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基督徒,甚至對他說:「如果基督徒都像你們這樣,願意無私幫人、耐心聽我們傾訴而不妄加評判,我們真的完全不抗拒。」

謝博士也聽過一些青年訴說,自己遇到問題時,身為基督徒的父母只叫他們禱告,卻沒有先聽聽他們正在經歷什麼。因此,他把「傾聽」放在陪伴的首位:「我們首要的職責,是做好傾聽、記住他們的故事,讓他們感受到自己是被看重、被珍惜的。」

一名被派入不適合自己的大專科系的學生,曾面對是否退學的抉擇。周圍的人都勸他先熬到畢業,但謝博士和團隊沒有替他作決定,而是在說明退學後可能無法重返大學的風險之後告訴他:「如果這是你深思熟慮後的決定,我們絕不會阻止你……未來幾年我們會一路陪伴你走過去。」這名學生後來重新考入大學,GPA明顯提升,如今正攻讀言語治療碩士,也逐漸確立自己將來希望服事的群體。

另一名曾住過兒童院的青年,過去生活習慣很差,甚至要社工用特別方法叫他起床。後來有一天,他為了準時上班,寧願自掏腰包搭計程車,即使車費可能抵掉一、兩個小時的工資。謝博士把這個細節視為青年開始為自己負責的成長例子,也說明他所關注的改變,未必首先反映在考試分數或傳統意義上的成就。

讓學校重新與真實社區連起來

如今,謝博士擔任賽馬會「成長基地」計劃總監,主力支援20所小學,並透過不同基金協助多所中學推動學校轉型。在中學,他們推行24課節的社創課程,把社區服務融入常規學習;在特殊學校,他們建立沉浸式科技空間,讓自閉症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青年先在安全環境中模擬點餐、乘搭港鐵及巴士,熟練後再進入真實社區;一些學校也設立資源回收站、長者中心或領養貓舍,讓校園與周邊社區建立更多連結。

謝博士認為,這些工作是讓教育重新接上它原有的社會功能。他回顧香港早期一些教會學校,本來就與貧困家庭和社區服務緊密相連,從派飯、提供免費教育,到以校服減少學生之間的貧富差距,都反映學校與社區的緊密關係。在一所天主教學校分享時,他曾將教育概括為三個層面的復和:「人與人的復和、人與上帝的復和、人與自然(生態)的復和。」

在他描繪的「未來學校」中,教育還包括幸福感與自我價值、共融與社區關懷、科技向善,以及與自然共處等向度。他期望學生逐步成為「具有內在動力的自主改變者」,教師也能在陪伴學生的過程中繼續成長。

在謝博士的分享中,這樣的「轉化」並不只發生在課堂,也不以一個社創項目成敗來衡量。從曾經嫌棄新移民母親的學生,到把欺凌經驗轉化為反欺凌行動的中學生,再到重新選擇升學方向的青年,他反覆提到的,是成年人能否先留下空間,讓年輕人的故事被聽見,並陪伴他們在實際行動中探索自己的方向。

訪談最後,談到基督徒可以如何參與青年教育,謝博士首先提到的,也是成為年輕人的生命導師。他說:「只要你願意帶著基督愛與接納的樣式去傾聽他們、與他們建立真實的生命連結,而非急於拉他們去教會,我們都極其歡迎。」